体育界有冤情!运动员或靠它“讨说法”

    2021-03-17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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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Aixli

全国“两会”正式落下帷幕。其中的多项提议均与体育有关,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也多次被提及。对运动员维权来说,这或许是一次机遇。

从去年到今年的孙杨“兴奋剂”事件持续发酵,后续该如何发展?昔日中超劲旅面临欠薪事件,球员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谁又该为此负责?CBA裁判连续出现的错判、漏判事件,如果联赛、协会作出相关处罚决定之后,俱乐部无法接受,谁该来化解矛盾?

此类事件频发的背后,体育仲裁制度在运动员维权时,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体育仲裁制度并不健全。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鸢都英合律师事务所主任高明芹认为,体育仲裁在体育法中有原则规定,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建立专业的体育仲裁制度,严重制约了职业体育的发展,而体育仲裁是解决体育领域特别是职业体育中特殊类型纠纷的有效手段。

那么,体育仲裁对于中国体育发展有多重要?体育仲裁制度应该怎样完善?这些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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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体育仲裁,孙杨案可能不会翻

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秘书长张笑世曾表示,体育仲裁作为解决体育行业内部纠纷和争议的有效手段,通过广受关注的孙杨听证会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游泳队名将孙杨在2018年一次赛外药检中,因为对相关检测人员的资质存在疑问,而负责那次药检的检测机构又无法临时替换具有完备授权文件的检测人员,最后药检以失败告终。

这就是后来引发高度关注所谓的“孙杨暴力抗检事件”。第一次判决,孙杨被判处禁赛八年。对于一名运动员来说,这也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

本次案件的争议在于:药检的检测人员是否存在资质漏洞,孙杨是否拒绝检测。后来,孙杨上诉瑞士联邦法院称,国际仲裁法庭的一名仲裁员存在种族歧视嫌疑,但毫无疑问,案件的审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体育仲裁,孙杨或许不能有后来翻案的机会。

体育界的争议并不在少数,孙杨案也给中国体育仲裁的发展提出了思考,并受到多方关注。北京紫乾律师事务所危羿霖律师告诉互联网+体育:“希望我国可以建立一支精通外语及国际赛事相关规定的专业体育法律人才队伍,为我国体育健儿征战国际赛场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那么对于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来说,体育仲裁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守门员!”危羿霖是这样形容的。

他表示,目前我国体育产业的职业化程度还不算高,很多协会还未设立专门的争议解决机构。

但随着中国体育职业化进程,同时即将举办冬奥会和亚运会,各类与体育有关的争议也肯定越来越多。以中超为例,资料显示,去年中超第一阶段截至14轮过后,对于场上裁判的判罚申诉就达到9次,这些对判罚的不满都直接传递给了中国足协。

在此情况下,就需要体育仲裁机构作为“守门员”,在守住合法底线的前提下协调争议各方解决问题,从而促进体育产业的良性发展。

中国的体育产业发展本身尚处于初级阶段,缺少充分参与国际体育争议解决的经验和人才储备,孙杨事件也给足了经验和教训,使得我们开始重视和研究规则。

目前,国内已有一些体育仲裁形式的出现,比如中国足球协会设有内部仲裁制度,但也有观点认为,真正的体育仲裁机构应该是独立的第三方。

今年1月,前重庆当代球员刘卫东发表讨薪公开信后,再度发文表示,重庆当代俱乐部已经按照中国足协的仲裁结果向其支付了解约前的薪酬。

可见,中国足协的仲裁达成了一定的成果,但目前国内行业协会内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只在行业内适用,如果俱乐部不继续在中国足协注册,就不会受到行业裁决书的限制,争议无法通过仲裁委员会解决,此时球员们将无从求告。

因此,国内现有的体育仲裁形式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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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合法合规地保障运动员和俱乐部权益?

如果中超外援遇到纠纷,可以上诉到国际足联、CAS(国际仲裁法庭)等相关机构,获得自己期望的权益。

凯文曾在马加特执教山东鲁能期间担任助理教练和技术分析师,由于未经允许擅自外出度假且不服从管理,凯文被鲁能提前解除合约。

随后,双方就薪水问题产生分歧。凯文认为山东鲁能拖欠薪水,在讨要失败后,其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

CAS经过审理认定山东鲁能违规,要求鲁能限期支付薪水。但鲁能认为凯文违规在先,因此直到过了期限也仍旧拒绝执行判决,从而导致被亚足联取消亚冠资格。这是国际体育仲裁对于中国体育的不利判罚之一,鲁能俱乐部的参赛权益损失惨重。

如果中国设立专业的体育仲裁机构,结局可能会不一样。

目前,国内球员的申诉途径非常单一。不少俱乐部也因此呼吁、业内也同时在推进,希望成立全国性体育类的独立仲裁机构。

这个机构应该由有关部门牵头成立,具有权威性;并在司法局登记,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可以去法院申请执行,而非像现在这样,行业内的仲裁只适用于足球行业,不具备法律效力。

原则上,体育仲裁机构专指《体育法》第三十二条所规定的体育仲裁机构,其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应由国务院予以规定。但不论是单独设立的体育仲裁机构,还是在现有仲裁体系下的体育争议仲裁,只要是秉持公正、独立、专业的原则去解决争议的,就是未来需要的体育仲裁。

“仲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解决欠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协调劳资双方在相应的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设立争议解决机构进行协调至关重要。”危羿霖如是说。

保障运动员权益,实际上也是提高运动员法律意识的问题。一是运动员自身积极参与行政机关、协会、社会团体的法律培训、分享;二是倡议主管运动中心、单项协会等能够积极主动为运动员提供学习的机会、平台,要求专家学者、法官律师等做培训。

这也是正确指导运动员通过体育仲裁,合法合规地保障运动员权益的有效路径。

目前,以合同为基础的自治管理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是私法关系,遵循意思自治和“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不受法律对公权力的限制,可排除当地法律的适用和普通法院的管辖,在体育行业自治管理中,此种规则漏洞应如何完善?危羿霖有着自己的解释。

首先,对于体育争议解决而言,并非所有情况都可以排除法院对案件享有的管辖权,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方可通过专门的体育争议解决机构处理争议;

其次,即使是专业的体育争议解决机构,也只能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所作出的裁判结论必然存在法律瑕疵。

无论是法院还是体育仲裁,均应当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审理案件,而不能创造“法外之地”。

目前,真正独立与中立的体育仲裁机构在我国尚未建立,做出的裁决只能视为内部决定并由体育机构自行执行,不具司法执行力。

体育机构依仲裁裁决做出的处罚是可诉的,而法定的仲裁裁决是不可诉的。法院也只对仲裁程序过程进行审核,其不会考虑实体问题。当事人只能向法院提起撤销裁决或申请不予执行,不能对仲裁裁决提起上诉。

譬如由国际体育仲裁院做出裁决后,孙杨只能向瑞士最高联邦法院申请撤裁,而不是上诉。因为首席仲裁员对中国人带有偏见这个程序瑕疵,联邦法院才因此撤销裁决,并发回重新审理。

因此,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早日设立独立或中立的体育仲裁机构,以保证体育仲裁裁决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对于全国性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危羿霖则建议,希望立法部门在制定相应仲裁规则时,可以设定明确具体的案件审理范围,并处理好体育仲裁机构与法院、商事仲裁机构的审判权衔接问题,从而避免 “管辖权真空”的出现。

2017年,国际体育仲裁院上海听证中心落户上海,其将进一步发挥体育仲裁的平台作用、与国际体育组织的桥梁作用、集聚人才的纽带作用,为中国乃至亚洲的运动员们解决争议纠纷。

或许将来,中国运动员在国际上面临争议时,会更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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